本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推出多項切合時弊的措施，卻因議會拖沓而寸步難行。舉例來說，政府宣佈推出買家印花稅、特別印花稅及雙倍印花稅後，成功抑止了樓市非理性的亢奮情緒，然立法會審議至今，仍有兩條法案仍未獲通過，導致政府沒有法定權力追收有關款項，其不但影響到行政上的運作，更可能動搖香港市民對立法會的信心，造成雙輸局面。另外，在針對本年度《財政預算案》的「拉布」行動中，立法會全體委員會須逐一就700多項修訂案及50多個分項進行辯論和投票，徒然消耗一眾議員的時間及精力，議會亦整整三個星期陷入癱瘓狀態；由於《預算案》涉及3,561億元公共服務開支，若然不能通過，會直接威脅基層市民的生活，造成難以挽救的財政懸崖，可見其對社會的傷害。

再者，觀乎最近女教師以粗言穢語辱罵警員一事，引發三千名市民街頭對峙，情況劍拔弩張，可見本港社會日益撕裂，市民對立分化。究其原因，是香港已逐漸失去和平理性的議事風氣，動輒以偏激手法表達訴求，使社會更加激進；而在媒體、政客鼓動下，部分市民甚至開始罔顧法治，以「政治表達」等理由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辯護；長此下去，必然增加警察執法難度，動搖香港的法治基礎及社會秩序，值得我警惕。因此，對於警方依法執勤，我是表示支持的，並希望香港人能團結一致，理性地推動社會發展。當中，議會在角色上尤其有示範的作用。

這些事例，均說明香港政治上的生態環境須有所改變。在立法機關方面，我同意議員需有足夠的發言自由，但不能否認的是，部分議員為換取政治籌碼，近年不斷阻撓各項撥款及政制改革。去年五月，高等法院明確指出「拉布」議員的發言已不是要傳達意見，而是企圖藉發言無休止地拖延立法程序，可見類似行為已脫離了議員本身的職責，同時違反了「少數服從多數」的民主精神，為香港的民主進程作出錯誤示範。事實上，法、美、英等民主國家為免議會內耗，有加入辯論時間等限制，確保議會的正常運作。我建議政府亦應從這方面著手研究，包括考慮在《議事規則》中規定辯論時間，以及容許主席合併瑣碎修訂的條款等，以提升議政效率。同時，行政部門應加強與各政黨的聯繫和溝通，並增加公眾諮詢，提高政策從醞釀到出台期間的透明度，以加強政策的認受性，重拾行政主導的高效運作。不論是行政、司法、立法機關，均應該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最終依歸，我懇切期望議會文化能重回理性的正軌，政府多廣泛聽取民意，雙方共同合作，為香港未來而努力。